北魏时期，北魏孝文帝为了巩固统治，拍板大规模迁徙鲜卑贵族。他不想让这些人住到大城市长安、洛阳的城郊，那就得把他们送到大城市。便设立了仓颉、闾儿、侍儿、宫人、大匠、中隶、次隶、次人、书厨、郎、舍人等官职，专门负责把这些人从北魏迁到长安和洛阳。 这一迁徙行动，对北魏社会结构形成了深远影响。北魏官员数量激增，人口结构也彻底转变了。孝文帝在诏令中明确提到，至忒和十四年（440 年），国家编户齐民总数已有二十万户，其中鲜卑人占了十分之七，也就是七万三千三百余人。

这些鲜卑人被安置在长安、洛阳等地，形成了独特的“八姓八镇”体系。北周时期，鲜卑人占了十分之四，到了隋朝更是占了十分之九。

这种人口比例的变化，直接反映了鲜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势力的鼎盛。 在洛阳，鲜卑人的聚居区并不小。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东魏时期，鲜卑人聚居的定林寺、金谷园等地，人口密度极高。定林寺方圆一百余里，人口高达三万，其中鲜卑人占了十分之八。金谷园更是富甲一方，当时有“洛阳之花”的美誉，那里居住着许多鲜卑贵族。 这些鲜卑人家中，不少人都成了名士雅士。

比如崔浩，他是鲜卑人，后来成了北魏的重臣，官至忒常博士，还负责修撰《魏书》。北周时期，崔浩就任西魏国相。宇文护灭北魏后，宇文泰设立北周，崔浩又被封为右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到了隋朝，宇文泰为周朝皇帝，又派御史中丞崔浩前往隋朝，任著作郎。 鲜卑人在北都洛阳的势力范围也不小。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东魏时期，鲜卑人聚居的定林寺、金谷园等地，人口密度极高。定林寺方圆一百余里，人口高达三万，其中鲜卑人占了十分之八。金谷园更是富甲一方，当时有“洛阳之花”的美誉，那里居住着许多鲜卑贵族。 不过，鲜卑人在北魏的统治也面临不少费事。出于鲜卑人大多来自北方草原，少了农耕技能，并且习惯了游牧生活。在北魏政府看来，鲜卑人往往“无行”，就是行为不端，不能遵守封建社会的规矩和礼法。

故此，北魏政府对鲜卑人的管理贼严格，就连有时采取强制手段。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政策，别看让鲜卑人到了繁华的大城市，但大局部鲜卑人并未真正融入汉族社会。他们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和语言，就连在科举考试中，鲜卑人往往出于不熟悉儒家经典而被排除在外。 总的来说，孝文帝的迁都政策，不仅转变了北魏的人口结构，也深刻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鲜卑人在北魏的统治过程中，别看初期进展顺利，但随着工夫推移，鲜卑人与汉人的融合别看慢腾腾，却最终促成了隋唐大一统王朝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