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凿空”西域与木棉初识：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通西域后，“大宛及其旁国”有“织皮”“毛布”，但未明确提及棉。《汉书·西域传》称“于阗国……多蒲萄，有马、牛、羊、骆驼、驴、骡，出骆驼粪，亦有木棉布”。此处“木棉布”极可能指木棉树纤维织物，或来自印度的草棉（G. arboreum），尚非现代意义的陆地棉。

边疆棉作零星传播：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过棉布残片，经鉴定为亚洲棉（G. arboreum），说明草棉可能已沿岭南通道传入。但中原地区仍以麻、丝为主，棉属植物被视为“异域珍品”，未形成规模种植。

“木棉”命名定型与制度接纳：唐初《通典》正式将“木棉”列为西域贡品。杨贵妃所用“红罗纱”即以木棉纤维织就，轻薄保暖。此时“木棉”一词已泛指所有棉属植物，但尚未区分木棉树与草本棉。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已出现“弹棉”技术雏形——用竹弓去除棉籽，为后世棉纺业奠基。

棉作南扩与“棉麻替代”开端：南宋《桂海虞衡志》详载广西“木棉树高丈余，叶如桑，花红白，实如桃，中出绵，可为布”。此时亚洲棉已广泛种植于两广、福建。但北方因气候限制，棉作仍稀少。棉布价格昂贵，“一匹可易米二石”，普通百姓仍着麻葛。

国家主导的棉作革命：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民田五至十亩者，必种桑木棉”，设“木棉提举司”专管推广。黄道婆革新“擀、弹、纺、织”工具，使草棉（尤以亚洲棉为主）纤维可纺细支纱。棉布从此成为“民之本衣”，取代麻布成为日常服饰主流——这是中国服饰史的第一次根本性变革。

棉布经济全面确立：明代《农政全书》载：“松江种棉，初无之，自前明中叶始……今则遍地皆棉。”棉作北界推进至河北、山西，形成“北棉南棉”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所种仍为亚洲棉，其纤维短（约15~20mm），不适宜高速纺机，限制了工业化进程。

陆地棉首次引进：1865年，传教士在新疆喀什噶尔试种陆地棉；1870年代，俄国商人于伊犁河谷引种美棉。189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棉铁公司”，大规模试种陆地棉，开启中国棉种升级序幕。但受限于气候与技术，早期种植成效有限。

新疆棉区战略崛起：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织“棉麦上山”工程，在新疆石河子、阿克苏等地开展大规模棉田建设。1950年新疆棉田面积仅2.5万亩，1978年达220万亩。随着滴灌技术、地膜覆盖、优良品种（如“新陆早”系列）推广，新疆棉产量迅速提升，为现代“新疆棉”品牌奠基。

陆地棉主导与科技赋能：2023年，新疆棉花产量达545万吨，占全国94.5%、全球20%以上。主栽品种为陆地棉（G. hirsutum），纤维长度28~32mm，马克隆值4.5~5.2，适宜机采。新疆棉田机械化采收率达85%，实现从“人拉肩扛”到“智慧棉田”的跨越——这是陆地棉历史最辉煌的当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