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身份
毛蕾教授现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女性史与地方文献整理研究，是“新史学”实践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她强调历史研究应回归“人”的经验，主张在具体时空语境中理解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性约束的辩证关系。
核心方法论
- 「微观史+口述史」双轨并进：深入地方档案、家谱、日记、书信等非主流文献；
- 「女性视角」解构宏大叙事：关注性别如何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范畴；
- 「物质文化」路径：从器物、服饰、空间等日常实践切入，还原生活史肌理；
- 「数字人文」探索：参与构建“闽台女性口述档案数据库”，推动史料活化。
代表著作
《缝纫机下的生活：近代上海女工的日常世界（1870–1949）》（2021）被《中华读书报》评为“年度十大社科好书”；《方志中的女性：清代福建地方志的性别书写与权力机制》获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三等奖；主编《闽南侨批文献集成·第一辑》（2023），系统整理南洋华侨与家乡亲属的情感通信网络。
教学理念
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开设《社会文化史导论》《女性史专题》《口述史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坚持“从田野到书斋”的教学路径。其课堂常设“家庭口述史”作业，引导学生记录祖辈故事，在代际对话中理解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学生评教连续8年位列学院前5%。
研究专题深度展开
「她者」如何成为历史的主体？
传统史学常将女性置于“被书写”的客体位置——或为贞洁烈女，或为缠足受害者，或为革命附庸。而毛蕾教授在《缝纫机下的生活》中，以1920–1940年代上海纺织女工为研究中心，通过237份口述记录、18份企业档案、47本工会刊物，重建了女工群体的主体性实践：
具体案例：
• 1925年“五卅惨案”后，女工自发组织“素服队”，每日清晨集体着素衣巡行厂区，以身体姿态表达政治立场；
• 利用厂内女工夜校学习“女红与识字”，将传统技能转化为现代教育资本，实现阶层跃迁可能；
• 通过“同乡汇款单”构建跨地域互助网络，形成非正式社会保障体系。
该研究颠覆了“女性史=受害者叙事”的单一框架，揭示女性如何在结构性限制中，以日常实践参与现代性建构——这正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所倡导的“有温度的史学”之典范。
方志之外：家书里的中国
地方志常被视作“正史”的补充，但毛蕾教授指出：方志编纂者多为男性士绅，其书写必然过滤掉大量边缘声音。她主持的“闽台女性家书整理项目”，从台湾南投、福建晋江等地征集到1949年后侨批2,863封，其中女性写作者占比达67%——这是被传统史料系统性忽略的群体。
案例：林阿月（1928–2001）的侨批
林阿月是晋江农村妇女，1950–1980年代通过南洋侄子辗转寄回317封家书。其内容超越“报平安”范畴：详细记录稻作收成、嫁妆议价、女儿辍学原因、甚至对“集体食堂”的隐忧。尤为珍贵的是她对“公公改娶”的记述——丈夫早逝后，公公欲娶年轻寡妇，她以“守节”与“养小”为筹码协商出新家庭安排。这揭示了乡村女性在宗法结构中的策略性空间。
这些信件揭示：地方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史料补充”，更在于提供一种感官历史——从信纸的折痕、墨迹的晕染、错别字的修改中，还原书写时的情绪、环境与身体状态。这正是厦门大学历史系强调的“全息史料观”：文字只是冰山一角，物质载体与书写实践本身即是历史证据。
茶馆：非正式政治的剧场
在《街角的博弈：近代厦门茶馆与地方社会（1895–1937）》一文中，毛蕾教授以厦门鼓浪屿路、中山路沿线43家茶馆为研究对象，指出茶馆远非“休闲场所”，而是信息集散地、纠纷调解场、政治动员点。其研究发现三重空间政治逻辑：
- 物理空间：茶馆布局体现权力渗透——柜台设“保长监督位”，后院设“秘密会谈区”；
- 话语空间：茶客用“隐语”规避审查，如“茶凉了”指代“时局紧张”，“加糖”意为“加税”；
- 身体空间：女性多坐“后座”（竹椅区），男性坐“前座”（条凳区），但1930年代后，女工夜校学员开始进入前座听报，空间使用发生微妙 shift。
个典型场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厦门茶馆自发组织“爱国茶会”，每杯茶加收“国难捐”，由茶博士当众唱报：“本日共收捐洋三元六角七分，已汇往上海商会！”——这种自下而上的动员，构成了国家叙事之外的民间民族主义实践。
学术年表：从厦门走向世界的足迹
本科阶段：历史系的“意外”转向
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时原拟报哲学系，因高考失误调剂至历史系。大二选修陈支平教授《中国社会史导论》，被“从地方文献看中国”一课震撼，开始系统阅读《闽南侨批选编》。其本科论文《清代闽南女婚嫁妆研究》被收入《厦门大学史学丛刊》，成为该系列首位本科生作者。
硕士论文：口述史的伦理实践
在导师郑振满教授指导下，完成《战后厦门纺织女工口述史》。创新性采用“双盲访谈法”：访谈者不知受访者政治身份，受访者不知访谈者研究方向，以减少预设立场干扰。该方法被《历史研究》杂志评为“值得推广的田野伦理范式”。论文中记录的“女工互助会”档案，现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博士论文：跨越海峡的性别政治
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利用新档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档案》与《台湾省妇女会会议记录》，对比1945–1949年两岸女性组织差异。首次提出“接收者与被接收者”的双重身份理论——台湾女性既是日本殖民统治的“被接收者”，也是国民党政权的“接收者”，其性别政策具有矛盾现代性。
《缝纫机下的生活》出版：方法论突破
专著出版后引发学界热议。李里峰教授评：“它让女工从‘历史配角’变为‘叙事主体’，是社会文化史的典范之作。”书中提出的“技术-性别-空间”三维分析框架，被多所高校列为研究生必读书目。2022年获“中国社会史学会年度最佳著作奖”。
数字人文：构建“闽台女性记忆库”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闽台女性口述史数据库建设（1949–2000）”，整合2,312段音频、8,647页扫描文献、312份口述视频。创新采用“情感标注”技术：对口述文本中的哭声、笑声、停顿等非语言信号进行标注，建立首个“情感-事件”关联数据库。项目成果向公众开放，成为中小学历史教育重要资源。
教学实践：让历史在课堂中“活”起来
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毛蕾教授始终强调：历史学的终极价值不在“知道”，而在“理解”与“共情”。其教学创新体现为三大实践：
“家庭口述史”作业：代际对话中的历史启蒙
自2016年起，所有《社会文化史导论》学生必做作业：采访一位家族长辈，记录其1949年后的人生经历。要求包含：
• 三件改变家庭命运的“微事件”（如分房、升学、迁移）；
• 两段被家族遗忘的“集体记忆”（如饥荒、运动）；
• 一份“历史情境对照表”——将个人叙事置于国家政策、社会变迁中解读。
成果汇编成《厦门大学学生家庭记忆集》（已出版6册），其中2021级张同学记录外婆1962年“偷种自留地”经历：“她把红薯种在菜园角落，用狗粪混在肥料里遮掩气味……收获时全村分食，那顿饭是她一生吃过最甜的。”此类记录，让宏大历史具象为可触摸的生存智慧。
“历史现场”工作坊：在地化教学
每学期组织2次实地考察：
• 厦门中山路骑楼：测绘建筑空间，分析“骑楼底层商铺-二层居住”的空间政治；
• 集美学村：对比陈嘉庚手稿与现存建筑，解读“中西合璧”背后的意识形态选择。
年“集美学村建筑口述史”项目中，学生访谈92岁老校工，还原1958年“大炼钢铁”时拆毁校舍铁窗的细节：“他摸着断口说，铁是热的，心是冷的。”此案例被收入教育部“课程思政典型案例库”。
这种教学，让历史系学生不再是‘过去’的旁观者，而是‘记忆’的共同创造者。
跨学科工作坊：历史学的边界拓展
联合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信息学院开设《数字人文与历史叙事》课程，指导学生：
• 用GIS技术绘制《1930年代厦门工人居住区分布图》；
• 以AI生成“1949年厦门女工日记”文本（经人工校订），模拟历史语境下的女性书写；
• 开发微信小程序“厦门老地名”，整合口述史、老地图、档案文献。
项目成果获2023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历史类唯一特等奖。毛蕾教授指出：“技术不是目的，而是让历史‘可感’的媒介——当学生亲手触摸到数据背后的温度，史学才真正回归其人文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