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对峙，史称“宁汉分裂”。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北伐军继续北上，但政治基础已发生根本性偏移——革命从“联合反帝反封建”转向“以党治国”的单边权威建设。
张学良部进入北京，北洋政府终结。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国民政府。表面看，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实则，北伐战后历史进入“新军阀割据”阶段——中央权威未立，地方实力派（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滇系龙云、西北冯玉祥等）各拥重兵。
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以“中央权威”为名，联合粤系陈济棠、湘系何键围剿桂系。战役仅持续一个月，桂军主力溃散，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广西。此战成为北伐后首次国民党内部派系内战，暴露了“以党统军”口号下的权力真空。
中原大战全面爆发。蒋介石中央军 vs 阎锡山晋军、冯玉祥西北军、李宗仁桂军联军，参战兵力超百万，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战后冯玉祥下野、阎锡山失势、张学良入关“调停”后控制华北——北伐战后历史中的权力再分配完成，中央集权迈出关键一步，但地方割据根基未动。
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引发舆论哗然。11月，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此时，北伐战争后的历史已从“军事统一”转向“政治整合失败”。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党治程序案》，确立“以党统政、以政统军”的训政体制。同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但实际仍以《训政纲领》为施政依据——北伐战后历史进入“制度化权威”阶段，为1937年全面抗战前的国家动员体系铺路。
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以“抗日救国”为名反蒋。蒋介石采取分化策略，收买陈济棠部下，陈倒台；对桂系则军事威慑与政治谈判并用，最终达成妥协。此役标志着北伐战后历史中地方实力派最后一次大规模挑战中央权威的失败，中央与地方关系进入新阶段。
张学良易帜并非单纯“爱国”，而是多重压力下的理性选择：
- 日本施压：关东军多次威逼其“独立”，张深知依附日本将失尽民心；
- 南京拉拢：蒋介石许诺保留其东北军政自主权，并委任其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 内部稳定：奉系内部主和派（如王树翰）主张“保境安民”，反对再启战端；
- 国际承认：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南京政府为合法政权，割据东北将被孤立。
年代的中国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城市与乡村、新派与旧派、精英与民众，在“北伐战后历史”的宏大叙事下，各自书写着微小却真实的生活史诗。
城市生活：摩登与传统的角力
上海、天津、武汉等通商口岸城市，成为现代性试验场：
年《良友》画报刊登上海女学生合影：长衫配皮鞋、短发或波浪卷，书包上挂学生证。但背景中仍有人力车夫、黄包车与传统茶馆——这正是北伐战后历史中城市的真实剪影：新与旧并存，进步与滞后交织。
乡村危机：土地、水灾与失序
年长江大水灾，安徽、江苏淹死14万人，流民百万。政府救灾不力，导致农民暴动频发：
学者费孝通在《江村经济》（1939）中指出：“北伐战后历史中的乡村，并非革命温床，而是制度真空下的生存挣扎场。”
文化思潮：从“新生活运动”到“左翼文学”
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但被鲁迅讽刺为“拿礼教来救火”；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