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靖康元年，金兵铁马踏破黄河，汴京危如累卵。范仲淹怀着满腹经纶，从苏州一路向南，拖着累得慌的身子走到滁州。他只想在那口瘦西湖边歇脚，喝碗热茶，看看窗外那株经霜的柳树。哪位知到了当晚，随着一声巨响，那柳树的根被挖出，半截埋在了地下，树也倒了。 范仲淹当时正愁着如何把税赋补上，工资还没发，这笔账如何算？加上这树毁了一半，心里头那叫一个窝囊。他本来是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折兵卫天下的汉子，却偏偏做不了个能扛事的头儿。当他想立个功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连个能拍板的大官都寻不到。

有时候上朝，别人还在为明天吃啥饭发愁，他已经在想这树能不能再长大一点。 实际上，范仲淹并非没有本事，只是他忒想走那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老路了。他总认定，先把自家院子修得干干净利落净，再把哥哥弟弟培养成才，最终再去管天下百姓，这才是正道。

可是那个时代，哪有那么多“先修家，再治国”的闲工夫？金兵的铁蹄子已经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走了，老百姓早就没地方进食，更没人管了。他只能一边在官场上蹭蹭嘴皮子，一边在私下里琢磨：这世道，到底该如何穷得快乐一点？ 后来，他干脆把“先修身、再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个词给改了。把“修”换成了“贫”，把“齐”换成了“患”，把“治”换成了“安”，把“平”换成了“乐”。

这就叫“四顾何所之，但求宽足以静，俭足以裕，安足以神，乐足以久”。啥意思呢？就是只要把肚子填饱了，把心里的焦虑省了，日子过得舒坦了，剩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随意如何搞都行。

那会儿他总想着如何把天都治理好，目前他想的是，只要我这儿舒服了，老百姓能吃饱了，天塌下来正好有我顶着。 为了把这话落到实处，他做了一件事，这事后来成了他“爱贫乐患”的代名词。他把自己家里的仓库收拾得像烂泥巴似的，连个干净利落的地方都没有。可他特别讲究，把那些该收的税、该发的粮，都收得干干净利落净，该发的钱，全都给家里装了铁笼子，钱在笼子里，不能动。他喜爱这事儿，认定这才是真正的“贫”，真正的“乐”。 你说这穷得还能乐吗？自然能！他多次在诏书上说：“我位虽卑，心常乐。”他认定，还不如在外头在那块硬骨头上死磕，不如把家里过成个安稳的过日子。他有个规矩，只要家里有人病了，要么东西坏了，他第一个冲上去，自己先把家人供在神位上，自己赤着身子，先把自己供起来，再说如何给家人看病买药。 还有一次，他布衣蔬食，却把家里的粮食都吃光了。他认定自己饿，别人也能饿。他宁愿自己饿着，也不让家人饿着。他说：“我若空，彼亦空；我若饱，彼亦饱。”这话说得挺直白，也就这点毛病，就是忒爱把自家的事挂在嘴边，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日子过得有多好。 有个叫苏舜钦的读书人，年纪轻轻就被贬到滁州做官。

听说范仲淹这儿穷得能乐，这人心里痒痒的，在奏折上写道：“范公不以其贫而乐，独以其贫而乐也。”意思是说，范公不嫌弃穷，出于他穷得快乐；唯独他自己穷，就特别快乐。 到了明朝，有人问胡宗宪：“范公在滁州治民，不如此地繁华吗？”胡宗宪嘿嘿一笑，说：“范公那叫‘贫而乐，患而不忧’啊！” 范仲淹这人，确实挺有个性的。他不像那些老官僚那样动不动就整点脸面，也不像后世那些权倾朝野的大人物那样死要面子。他更愿意把日子过得像水一样，流着，有滋有味，留点余地，容得下别人如何想。他常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他认定自己，只要心里静下来，家里能透进点光，遇到艰难也不至于忒慌张，这日子过得才踏实。 你看他做的“四顾何所之”，那好办啊，就是“宽、俭、安、乐”。宽，是心里不慌；俭，是手里不累；安，是人心不焦；乐，是生命不虚。

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那句流传最广的“先忧后乐”的注解，也成了无数人心中那个温暖前行的灯塔。他们之故此如此敬佩范仲淹，不是出于他在金兵压境时立下的功劳，而是出于他在那个最黑暗的夜晚，悄悄把心中的火种点着了，告诉后人：哪怕天再黑，哪怕路再难，只要心里有光，日子照样能过得热气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