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上：从江南水乡到“中国玉米第一县”的在地脚底 汶上县的故事，不像是写在厚厚书本里的历史，倒像是打雷下雨的时候，村民们在一窝蜂里挤出的那种粗粝又真的记忆。 家谱上写满的字迹，早就不像目前这般光鲜亮丽了。

那时候的汶上，连修条铁路都得扯着嗓子喊，县长也是“大老爷”“大县官”喊出来的。老百姓最记仇的点，就是村里那几口老井，井水苦得直冒黑烟。

那时候人当家，一口井能保全家，哪位家干了，全村都得齐声喊“谢主隆恩”。

这些年，为了把水引到家里，孟良嘴上的水库像个胖小孩，硬生生地扛起了整个汶上县的人。目前的井水清得像刚接好温水的自来水，但这口井的脾气，可比这水难伺候得多，一旦缺水，黑烟又漫出来了。 最先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人，是日本人。 那是昭和二十六年，也就是上世纪 30 年代末。一个日本商人把一块地买下来，说是去搞农业。他把这里的土扒开，看着是黑土，可一搅散，全是淤泥，翻起来全是杂草，连根拔都带不走。日本人搞了一年，连个像样的庄稼都没收下来，最终吃了败仗，连个帐篷都搭不稳，跑了。 紧接着是德国人。他们带着点“洋派”，想把这里的山划成林地，搞林果。结局一动手，山水崩了，鱼虾跑光了，连个鸟都不剩。德国的伐木锯子切出来的，是连根拔起的烂泥巴。 那是真刀真枪干了一辈子，从 30 年代一直干到 50 年代初，整整二十年。中国人干了一辈子，才把这块地给翻了过来。 这一翻，可不是好办的翻土。

原来这里是个死水潭，水不流动，鱼虾死掉，连泥鳅都不长。中国人一动手，把大坝拆了，把沟渠挖了，把周边的山包填平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杂草全拔光了。

然后，他们启动种粮。 起初，他们种的是红薯。红薯在汶上地里长得特别刁钻，根扎得极深，旱涝都能对付。中国人精心地搭架子，给红薯树搭棚，结局红薯长得特别高，像个小蘑菇，能遮天蔽日。

那时候，汶上县的邻居都在搞红薯，可他们没注意，汶上这个红薯树，能窜得特别高，能长到五六米。 后来，日本人发现不对劲。

原来这里不是沼泽，是天然的高地。日本人精挑细选了几亩地，说是“绝佳之地”，结局长出来的红薯，长得跟长树一样高，皮是绿的，肉是白的，甜得跟蜜一样。日本人回来一看，傻眼了。中国，真是中国的红薯。 这时候，有个叫韩长远的陈留人，成了汶上这块大地的“定海神针”。他带着几十亩地，又用，又改，又加把劲。他让人把那些高脚红薯树砍下来，做成红薯干，还教人如何把这个红薯干炒出来卖。 记得有一回，刚下过雨，田里的红薯叶子湿漉漉的，透着水光。有个日本仔跑过来问：“老韩，这红薯能炒吗？味道如何样？”韩长远笑笑说：“能炒。

这红薯干，越炒越香，越嚼越有味。” 从那赶明儿，汶上的红薯干名扬天下。

不仅本地人知道，连从日本回来的人都认识。日本人吃过的汶川红薯干，要是放在今天，肯定能收千元。

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的中国人，扛着锄头、提着水桶，在泥泞里把红薯干炒得红彤彤的，那股子粗犷劲儿，确实挺让人佩服。 有了红薯干，产业才真正起来了。

那时候，汶上县的人，把红薯干卖到了南京、上海、广州、天津，卖到了北京。就连，有个叫郭宝珍的女老板，从日本直接抢到了汶上红薯干，卖到了国外，还能分一杯羹。 后来，这事儿传到了山东省委，直接派了人过来，叫“驻汶办事处”。他们认定好，赶紧给汶上县发钱，还派了一批干部回来帮扶。

那时候，汶上县的干部，好多是从里下河、从沛县、从滁州搬来的。他们带着图纸、带着种子、带着经验，把这片烂泥塘硬生生地变成了今天的“中国玉米第一县”。 说到玉米，那又是一场硬仗。 后来，日本人发现红薯干忒苦，还是中国人种玉米更有味道。便，中国人又下了场。他们把红薯树砍了，把红薯干卖了，接着种玉米。 实际上，那时候的中国人，种的不是一般/平平的玉米，是“杂交玉米”。

这种玉米，长得特别高，身披绿袍，像个小巨人，能遮天蔽日，能挡住忒阳，还能挡住风雨。

这种玉米，就是目前大名鼎鼎的“中抗 99"。 当年，这种玉米在别处种，能长到两米多高，有些还能长到三四米，收上一车也都不够。可到了汶上，这种玉米，长到一米多，能像高粱一样高。但更了得的是，这种玉米能抗倒伏。 记得有一年，大旱，地里的水都快干了。别的玉米叶子耷拉着，直不起腰。可汶上的玉米，却像个倔老头，挡在田头，像一面小红旗，硬是撑住了忒阳。

那一年，汶上县的玉米，收了一吨多，还得了个“高产状元”的奖。 那时候，有些外国人拿着放大镜看：“这玉米长得像不像高粱？这叶子是不是像稻子？” 咱们中国人那是心里有数。

这种玉米，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中抗 99"。目前，这种玉米在汶上县地里，长得特别高，能像个小巨人一样，把周围的山包都盖住。 目前的汶上，人多了，路修好了，水利也通了。但那份从内战到目前，几十年如一日，顶着风雨、泥水、干旱，一点点把这块地从沼泽变良田的执着劲儿，没变过。 你看这目前的田，水渠修得直直地，像条线，把水引到地里。种的地，井水打上来，清汤寡水。可要是想看看当年的样子，还得翻翻老井，看看井边的老树，那树皮都粗糙了，仿佛还在念叨着当年那些“大老爷”和“大县官”的日子。 这里没有那些套着金丝笼子的洋学者，也没有那些精算数据报表。

只有那些背着锄头、提着水桶的老汉，在那片黑土里，用他们那双粗糙的手，把土地重新种了起来。 这就是汶上县，一个被工夫遗忘、又被工夫重新唤醒的地方。它不是一本书里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踩在脚底下的泥土。

只要脚底下还沾着这土，这片土地的名字，就一辈子叫“中国玉米第一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