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世界仿佛在一瞬间被按下了快进键。

那时候的世界，还在用蒸汽机车拖着笨重的身躯，在泥泞的土路上慢悠悠地走，而欧洲那边，铁路网已经像一张庞大的蜘蛛网，悄无声息地覆盖了整个大陆。

这种庞大的反差，让北京城里的年轻人认定，哪怕是穿着长衫，走几步路都得停下来看看手里的账本，生怕算错了公债的利息，被大清官家的人记上一笔。 那时候的吃喝拉撒，确实和目前的互联网一样，是个庞大的、不得不面对的壁垒。

你想出去，就得看你的“网”够不够宽。

要是你那个月的花销超过了二百两白银，家里那只一直唠叨的猫都会跳起来对着空荡荡的窗户叫唤，声音大得震得邻居都疼。而若是想见个城里的大官，要么去趟那个被叫作“十里洋场”的上海，你得先把两箱最好的茶叶背着，要么雇一辆牛车，还得小心别碰上那些穿长袍马褂的老孩子，他们别看穿着旧衣服，眼神里却透着一种和目前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警惕。 1900 年，巴黎的卢浮宫正在办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那是为了纪念拿破仑三世的归来，不过目前的拿破仑三世的头发全白了，坐在高高的马路上，看那些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贵族们如云似雾地穿过街道。他在巴黎的公共广场里眯着眼，手里卷着那张用墨水写成的《康定斯基作品选》，看得眼都花了。

这时候的巴黎，到处都是烟囱冒出的黑烟，就像目前的水泥板一样直直地插进蓝天，把天空都染成了灰蓝色。

这可是个粗糙的时代，连“文明”这个词都显得那么苍白。 到了 1900 年底，全球大事就像一锅滚开的粥，一波接着一波。

这一年，美国西部的铁路终于修通了，把那些原本孤零零的矿坑连成了一条条铁龙，火车头轰隆隆地开那会儿，连鸣笛的声音都像是穿越了时空。与此与此同时，伦敦的泰晤士河又臭又脏，河边那些穿围裙的环卫工人，正用脏兮兮的手拿着扫帚，拼命地想把那些从河里捞出来的垃圾推上岸。而在德国，普鲁士的陆军正在训练新兵，他们不仅要学会如何握枪，还要学会如何在大街上步行，不用看路就能走到任何地方，连路边的树都没得怕。 这一年，南美洲的局势也闹得不可开交。阿根廷和智利这两个兄弟，出于一块土地打起来了，打得血流成河，把那片土地染成了五花八门的颜色。他们为了那块地吵得不分昼夜，吵得连梦里都分不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

要是那时候有一台电报，估摸早就把这两个敌对国度连起来了，让他们赶紧签个和约，把地大分小，省得得多打。 1900 年，中国最头疼的就是那帮官家。他们要把全国的公债算清楚，每一分银子都得有本账，连那一盏灯的电费都要记上。

这时候的北京城，街上到处都是穿着长衫的读书人，他们手里捧着那种用细线绣着金线的布本子，生怕算错了数字，被官家的人记下来，扣掉家里的粮食，要么把家里唯一的驴卖了还债。而这些读书人，目前连读几本书都成了奢望，出于他们每天的光景，就是看那些悬在头顶的算盘珠子，数着那些要命的银票。 这一年，美国也在做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启动用电话。别看那时候电话还是挺笨重，需求人推着车去拉，还好办断掉，但效果已经出来了。想象一下，要是你的手机能随时打电话，是不是就不用非得去沙龙里了？那时候的沙龙，就是一大群人围坐在客厅里，有人讲小说，有人讲政治，还有人讲如何搞金融。而目前的样子，就是几个穿着西装的绅士，手里拿着报纸，坐在沙发上看报，中间隔着桌子，就连隔着两代人，他们聊的都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比如空气里的灰尘，要么墙上的裂纹。 1900 年的世界，就像是一锅煮沸了多年的药，苦得钻心地疼。蒸汽机还在轰鸣，铁路还在延伸，但新的东西正在悄悄发芽。

那时候的人，正忙着对付那些该死的算盘，忙着处理那些繁琐的账目，忙着像目前一样，在拥挤的街道上挤来挤去，生怕撞上了哪位，生怕漏掉了哪位。他们认定日子过得慢，慢得连一根手指头头都抓不住，仿佛只要再等上一辈子，等到老死在棺材里，那些该死的账本，最终都能翻得干干净利落净。 那时候，巴黎的街头巷尾，充满了各种怪的声音。有叫卖的小贩，有跳舞的姑娘，有讲故事的老人。他们都在忙着过好自己的日子，忙着在这 cluttered（凌乱）的世界里寻找归于自己的位置。而在中国，这一年的风潮更是汹涌，人们都在问一个难题：到底啥是未来的样子？是持续在这堆积如山的账本里消磨青春，还是确实能像目前的手机一样，随时连接彼此，随时看到远方的风景？答案并不清楚，但那种对未知的渴望，显然比任何具体的算盘珠子都要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