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历史学把日子过得比今天还紧巴。

这一年，特朗普扔出了他那个著名的“第一议题”，把白宫变成了自家的选情发布会，连总统的推特号都成了准照，这在现代政治里简直是神迹，把选举变成了由媒体和舆论直接操控的闹剧。与此与此同时，欧洲那边又搞出了个怪胎，欧盟宪法条约终于像个半死不活的老人，在 2016 年 3 月那场漫长的包裹中，突然“开窍”了。德国总统默克尔成了那个签字的人，她赌了一把，赌政治体制能像狗一样修好，结局狗修好了，人也种地去了。 说到 2016 年，美国大选那场闹剧真是让人现代。

那会儿我们看大选，像看一场大型的棋类比赛，投个票能转变啥？后来我们看大选，像看一出政治戏剧，演员（候选人）靠啥上台？特朗普靠的是一种怪的逻辑。他说，民众有智慧，只是被别的选择（民主、自由）迷惑了，故此他们愿意听一个能让他们感觉保险、能管住自己的领袖。他选的不是哪位，是“哪位”。

这逻辑听起来挺顺，但细一琢磨，感觉他把选举当成了安抚人心、防止社会撕裂的润滑剂，而不是人民真正表达意愿的渠道。便，备忘录一签，特朗普的“第一议题”政策就正式上路了。 这种“第一议题”政策，对 2016 年的美国政治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它让政策制定变慢了，出于总理和首长在十年内来拍板一个政策的优先顺序，一般/平平人能看懂吗？自然看不懂。他们只知道这个政策是为了配合总统选情，是不是有点“猫腻”？2016 年，政策制定者把这种思维灌进了官僚机构，害得大量政策像打滚一样，表面上是在配合选情，实际上却是在制造混乱。

这就像一群人在为了抢一个蛋糕而争得面红耳赤，最终蛋糕碎了，大家都哭了，但没人知道哪位该负责，哪位该道歉。 反观欧洲，2016 年的故事是另一种荒诞。欧盟宪法条约想修好，结局修好了又废了。德国总统默克尔签字那天，心里大约是在想：“我签了这个，欧盟宪法就正式生效了。”然后呢？它生效了。怪的是，它生效了，但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改革。

反之，欧洲的政治格局又变回了那个旧的、僵化的样子。德国人习惯了政治家的权谋，习惯了政府主导一切；法国人习惯了选举民的意志，却忘记了哪位在投票。欧盟宪法条约就这样成了一个笑话，技术上的修补没能解决政治上的根本矛盾。 2016 年，历史在 2019 年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这一年，英国脱欧公投的结局，让欧洲的政治格局彻底变了。

当时，英国人民在街头高喊着“我们要离开”，他们认定留在欧盟忒拥挤、忒混乱。他们想要一个能听他们讲话的地方。便，英国宣布脱欧。

这不只是是英国的事，它标志着欧洲联盟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正式向“主权国家联合体”的回归。 英国脱欧，让欧盟内部启动了漫长的、痛苦的收拾残局。各国政府头疼，公司老板们也头疼，出于他们要面对一个不再统一的市场规则。英国人走了，欧盟剩下的国家得自己想办法。他们要重新制定欧盟法律，要重新谈判贸易协定，还要在气候、移民、保险这些敏感难题上重新达成共识。

这个过程贼艰难，各国立场常常摇摆，最终有点“阴阳怪气”的味道。

比方说，英国人想移民，但欧盟国家说移民是他们的责任；英国人想自由贸易，但欧盟国家说自由贸易是有条件的。

这种分歧，让原本紧密的欧洲一体化梦，变得支离破碎。 2016 年，全球科技界也在经历着某种程度的停滞。

这一年，不少公司倒闭，投资额削减，创新活动似乎出现了“阵痛期”。硅谷的大量初创企业出于资金链断裂而关门大吉，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公司也出于无法承受竞争压力而裁员。科技巨头们缩手缩脚，不敢放开手脚，生怕政策变了，要么被竞争对手打下来。

这种“出于恐惧而停滞”的现象，在 2016 年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揪心，要是技术不再发展，人类文明会不会倒退？便，大家纷纷呼吁放缓，呼吁宁静，呼吁别折腾。 实际上，这种“停滞”并非全由 2016 年引起，但这一年确实是个关键节点。出于这一年，政治的极端化、欧盟一体化的倒退、科技界的保守情绪，共同功能，让全球创新环境变得微妙起来。人们看到，有时候为了选情，能够牺牲原则；有时候为了保险，能够牺牲效率；有时候为了面子，能够牺牲发展。

这种在混乱中寻求平衡的尝试，别看让人泄气，但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某种无奈。 回到 2016 年，回望这一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是一些事件，而是一种氛围。一种混合了焦虑、迷茫和不确定性的氛围。政治家的权力无限扩大，民众的参与程度却大幅下降。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在遭遇脱欧冲击后，显得更加脆弱。科技界在反思，反思如何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人为干预的世界里，保持自己的活力。 2016 年的历史，或许就在这些看似矛盾、实则深刻的事件中展开。它告诉我们，民主和民主化、一体化和主权、技术和效率之间，压根儿不是好办的线性关系。它们之间充满了博弈、妥协就连欺骗。但正是这种复杂的博弈，塑造了今天的我们，也塑造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