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 soap 香 回想当年，上海街头巷尾总飘着一股子特殊的味道，那不是香水，也不是肥皂水，而是一种挺粗挺粗的皂角香，混合着一点汗味，还能闻出点陈年旧店的木屑味。

那是百乐门、虹口、虞洽卿的祖宅，还有无数像顾震、顾绣那样大老板，每天清晨在巷口抹一把洗得锃亮的皂，要么用那把特制的铜刀刮刮身体，发出的“滋滋”声，让整条弄堂都亮堂起来了。

那时候的制皂，不是大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轰鸣，而是像目前开茶馆一样，三五个人围着一口小铜锅，旁边放着大排湾的炭火，锅里有油，有盐，还有人把一杆秤挂得满满当当，仿佛把整座城市的重量都扛在肩上。 那时候的制皂老板，大多是从戏班、码头、要么大公司的后台里一步步爬出来的。顾震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年轻时在戏班当过把旦角，后来进了银行家当，出于怕人看到他抠脚，故此特意穿得干干净利落净，哪怕是在最拥挤的弄堂里，他走得也慢，生怕蹭到别人的鞋底。

后来他做了顾绣的老板，把顾家那帮人供在神位前，把顾绣的生意做大，最终把顾家祖宅卖到了纽约，让顾家成为了国际财团。他有个特别的故事，那是他做肥皂的年头。有一次去外地，他丢了心爱的小铜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有人劝他跟专家学学化学，让他别搞了。他笑笑说：“行，我试试。

这铜锅是祖传的，我拿回去熔一锅，再铸一个，肯定比别人好。”便他就去请了个懂点的徒弟，徒弟不懂，他就背着徒弟到处跑工厂，看人家如何支锅、如何码火。绕了一大圈，他才认定这铜锅有点不对劲，火候还没到。最终他死透了，火气忒旺，把他烧没了。

这事儿传到了顾震耳朵里，顾震痛哭流涕，追着他喊魂，非要他给徒弟拿锅。最终徒弟拿回来，结局一测，温度不够，皂角没熟。顾震看着那锅剩下的油渣，眼泪又下来了，骂了几句气，转身又记起了自己当年的口头禅：“做人要厚道，做事要实在。”后来他把这锅里剩下的油渣，炼成了著名的“顾家牌”皂，那个牌子，比后来的进口肥皂，还要香，还要软，连目前的上海人，还是认定那是老家的味道。 那时候的制皂厂，规模跟目前比，简直像是个微型作坊。

没有大型反应罐，没有恒温恒湿的车间，全靠人眼和经验。老板们一般会把猪油、麻油、肥皂渣这些原料，像下厨一样拌在一起，有时候直接往锅里倒，有时候再加一点醋要么柠檬汁来泡一下，然后再慢慢加热。火候是一定得掐得准，忒老了有股烟味，忒嫩了又有股生涩气。

这时候的老板们，手腕子最灵，他们能根据那股子烟味，判断出里面是不是都烧透了；也能根据声音，知道是不是把锅子敲得当当响，说明油渣没混进去。 价格这东西，那时候可就尤实际上诚。老板们会把你叫到跟前，用一种看孩子一样的眼神，盯着你的秤杆子。你称得重，他就瞪你一眼：“轻了，轻了，如何个轻法，叫轻就是叫轻。”你称得轻，他就翻白眼：“重了，重了，这米是磨豆腐的磨的，不是磨豆浆的。”然后他让你去大门口跟桂香的一位大爷讨价还价，大爷会说：“你这秤儿，是不是时常不锈？”你说是的。大爷就说：“那你明天再称一次，要么走两步路，把脚上的油擦擦，再称。”等你再次称量，那个老板会笑眯眯地说：“这次准了，这次准了，这次真准。”然后签个字，给你打出一包皂。 那时候的皂，没包装，是装在破竹篮子里，要么只有个木盒，直接塞进快递箱里，要么塞进老家的菜篮里。

那时候的肥皂，主要是用来洗脚和洗手的，洗澡都少去。洗脚的水是冷热水混着拿，洗完脚还要用皂壳搓搓，搓出一点泡沫来，那是家里人的享受。

那时候的家里，老式煤气灶上，放个三脚架，烧水，然后往盆里倒水，再加一点肥皂渣，一搓，那水就白得像雪一样。

那时候的肥皂，颜色发黄，质地像剥了壳的鸡蛋，摸起来滑溜溜的，倒在水里，会发出“扑通”一声，然后慢慢散开，好闻得不得了。

那种香味，能把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都赶跑，只剩下对生活的向往。 后来，随着洋货的引进和现代化学工业的进步，上海的老式制皂厂启动关门，要么变成了博物馆，要么变成了旅游景点。

那时候的老板，大多退休了，要么被后人接盘了。目前的制皂厂，别看机器轰鸣声仍然，但那份粗粝的、带着烟火气、带着一点点黄了和成功的味道，却再也找不回来了。目前的肥皂，包装精美，洗得干净利落，味道也是科技的味道，像瓷娃娃一样精致。但隔着屏幕看，还是能闻到一点像当年上海弄堂口，那位老顾先生，要么那位在码头摸鱼的老叔，身上那种独特的、带着皂香的老上海味道。

那是历史的味道，是那个时代，那个能让人想起“做人要厚道，做事要实在”的年代的味道。

哪怕只是那一包小小的肥皂，也能让人想起那个瞬间，想起那个铜锅，想起那个老板，想起那个那个在弄堂口，用一把铜刀，刮掉一身油腻，留给别人一个干净利落、干净利落的、充满希望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