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这事儿，最早就在古时候就摆在那儿了，只是那时候人住的和目前不忒一样，城墙是砖砌的，马帮也是人背要么驴驮的。到了元朝，丽江成了路，杨增期那个名字就响了起来。他这个人啊，在山里转悠了十几年，最终才给这片土地画了张地图，说这里有风光，有草场，能种茶，还能种果，还有一群能吃苦的牧民。

那时候的行旅，就是略微带点规矩的，但更多的是跟着山脚走，靠两条路通道的。 到了清康熙年间，这玩意儿更是成了一块硬骨头。

那时候朝廷派了个叫杨金鸿的官员，专门去考察。他走了好几趟，看了一圈，认定这里天高皇帝远，但水能载舟，人也能过河。他先从南石门底下那块地入手，那是个低洼地，冬天结冰，夏天积水，可是有一层草皮，种了苹果梨，养了牛羊。杨金鸿接着往上走，翻过雪山，到了玉龙雪山脚下的达达寺前，那是个悬崖峭壁，是人工堆起来的土山。再往上，就是那高台，还有人住着。

那时候人家那是当官的，有官印，有粮票，简直是人间天堂。康熙皇帝路过，看了半天，心里挺喜爱，最终搞了个招贴，上面写着“丽江府”，名字就给贴上了。

这事儿一搞，那会儿那些只认朝廷、不敢往西南跑的客家人、土司，这下算是被拉进来了。 可是，真正让丽江闹得沸沸扬扬的，还得是民国那一拨人。

那时候的人，喜爱繁华，喜爱玩。民国时期，丽江不像那会儿那么讲究那套官方的规矩了，大家更看重的是“来不得”。杨金鸿别看封了个官，但他骨子里也不愿当那“二道贩子”。他看着自家那高台，想修个“高台戏院”，让戏唱得漂漂亮亮。可哪位让他家那位夫人是“大家闺秀”，天天守在那挑水、喂牛、织布呢？她要是真能去唱戏，人早就被赶走了。便，这戏台子就成了镇子中心，成了戏班子的舞台。 那时候，丽江的规矩就是“不唱戏的，不能住在这里”。你要是想演戏，就得找本地人，还得先花钱搞定。

那些戏班子，有的还会在晚上唱歌跳舞，演完戏还得赏钱，就连有人去城里请更戏班子来。久而久之，丽江的人就养成了爱听戏、爱看戏的习惯。到了民国末年和抗战爆发前，丽江更是成了川滇藏一带的“戏窝子”。电影票、话剧票、评剧票，哪样不是一票难求？杨金鸿在临终前写的《高台遗言》，实际上早就暗示了：这儿没法当官了，只能靠大家伙儿来撑。他死后，那些想当官的就被赶出来了，剩下的就是靠着票子和名声进食。 听说杨金鸿后来走了，听说他死在玉龙雪山脚下，那是个挺凄凉的地方。他说自己这辈子，前半辈子在云南当官，后半辈子在雪山底下当“二道贩子”，就是为了保住这片土地。他死的时候，家里那间破旧的土屋塌了一大半，只剩下高台还立着，上面还挂着他当年写的“高台”二字。他的遗嘱里写得挺清楚：不许新官来，不许新官来，要是非要新官来，务必得找杨金鸿，找杨金鸿的儿子杨增祺。

要是找不到，那这高台就让二郎神收了。 后来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杨增祺那个儿子，也就是目前的丽江市长杨增华，接过了这个责任。他看着那些被赶走的官员，心里挺不是滋味。他说：“你们走了，留下的就是这里了。”便，丽江重新找回了那份“不唱戏”的江湖气。

这时候，杨增华并没有急着要当官，而是先开了个搭伙社，搞起了互助组。他看着那些戏班子，认定这行当忒不规范，不如搞个集体班子，大家都在一起唱，一起演。 这事儿一搞，丽江的戏迷们乐坏了。他们自己成立剧团，演评剧、演越剧，哪怕是唱本都自己写。

那时候，丽江的戏班子可灵了，唱腔也好听，连那些大城市的歌星都来丽江听戏，说这味儿对，这腔调儿不假。杨增华还特意在县城立了个“丽江高台戏院”，收门票，还要搞各种活动。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这里不唱戏是为了不唱，不是为了不让唱，是为了唱得更好。” 到了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大的变化。

那会儿那种“不唱戏者不得入城”的规矩，慢慢就散了。目前，只要是龙景路那一带，哪家戏班子能来开一场，大家都认。

那会儿杨增华那套规矩，目前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特色。游客们来丽江，不光为了看雪山、看古城，还为了听戏。

那些老戏班子，有的还在坚持，他们演的是传统的，唱的是昆曲、秦腔，可是唱功上去了，歌喉也练出来了。 目前，丽江的旅游业发展得挺快，游客多得数不清。但每当夜深人静时，那些在古城里依然能听到歌声的地方，依然能感觉到那股子“不唱戏”的味道。

那不是老古董，那是活生生的、带着烟火气的文化。杨增华老爷子要是看到目前的丽江，估摸也会点点头，嘴里还嘟囔着：“那高台还在这儿，人都在，戏也在，就是有点吵。” 你看，这丽江如何就变了又变？从元朝的路，到清康熙的官，再到民国的戏窝，最终变成目前的旅游胜地。每一步，都写着那段历史的转折。杨增华老爷子留下的那份遗嘱，就像一块石头，静静地放在高台上，提醒着后人：这里的根基，压根儿就不是哪位当官说了算，而是由这片土地和那些热爱生活的人定下来。